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不应当成为专业历史研究者圈内

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不应当成为专业历史研究者圈内,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已为读者所熟悉本书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已出版的《历史研究》有所不同。它收入了支撑作者论点的大量历史例证保留了更多细节。

历史研究主要有哪些内容和方法

《历史研究》内容精要：《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

（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

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

（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

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

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

（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

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

（4）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

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著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

进行历史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书本得来，正史、野史全要涉猎。而且不光是历史类的，风俗民情也不可忽略。这主要是为了让你进入化境的状态，因为80年代和现在就有很大不同，经历的人深有感触，而三四十年代又是另一个样子，那么以20年一个分层来划分的话，如果追溯到先秦，整个社会和今天几乎面目全非，无论思想、文字、历法、语言、习俗等等，没经历过总容易深刻，所以越多的涉猎当时的主做，只能说是越贴近当时的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止是多少年甚至是一辈子没有新发现问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钻进书本和那些生僻的文字打交道，这是一个没有喧闹的世界，需要沉下心去大量阅读。
第二个采风，由于美术学生一样，到事件的发生地探访遗迹。很多事情也许过去了，但是在发生过的地方也许会留下蛛丝马迹。
第三个就是聊天。雁过留声，天空没有留下什么，但是听到的人将这记下，通过口口相传，让我们这些没有捡到过雁的人一样可以了解。和人聊天在纷繁芜杂的信息中提炼到需要的东西，这犹如沙里淘金，最漫无目的、最耗时耗力、可能收效甚微，但是得到的可能是最珍贵的。
第四个思考，研究历史是需要想象力的。很多时候知识都掌握了，但是就差那关键的几个部件，想象力就填补了这些不足，有些可能只是猜测，要到若干年后有相应的文物出土，才能证实，有些也许永远不会被证实，但是只有有了想象力，才能把很多东西串联起来，也许历史其实就是那么发展的也说不定。

进行历史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是什么

今天我想讲的一个问题是，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清楚的分界，就是一种大众的史学和一种专门化史学，象牙塔里面的史学，中国象牙塔里的史学现在实际上很糟糕。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区分了所谓大众史学和象牙塔的史学。所以我不相信现在那些自己觉得很成功的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放下身段，就能够讲好故事。这不是一个放下身段的问题。所以我想讲这两者之间相通之处。过去我们笼统地讲还原历史，现在我们知道历史学家想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我们应该追求三个还原，这三个还原是可能的，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并不关注这一点，所以他们和大众希望知道的历史，差距越来越远，以至于这两种好像变成完全不一样东西。
　　这三个还原，第一个还原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所谓还原就是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可是就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版本，但是我们能还原这个保留在记载里面的。它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感受，但这是我们能还原的，因为有记录，或者我们能通过某种方法把记录里没有的感受，用特别的方法把它表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这本书有一些想法其实是很好的。我很佩服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他写《叫魂》的时候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历史学家没有提出过。那就是他想了解一个全盛时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的普通人，对全盛时代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全盛时代现在变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因为有那么几个全盛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很骄傲。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全盛时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是什么？是幸福吗？是比一般的时代更幸福一点吗？或者甚至于相反？我们没有人思考这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要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知，这样的历史学才有一个准头。这不是说当你要去给所谓大众讲故事的时候，你要这样，而是我们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没有，是不是能够叫做没有良心或者是没有良知。这是一个还原。
　　第二个还原，我觉得就是历史学自己的工作，它必须要还原到一个大的历史途径。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很多细部的研究，非常专门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我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观的，其实并不微观。中国历史学家现在有多少人懂考据？考据是什么？清代那个乾嘉汉学的那套学问是什么东西都不懂，你在做什么考据？当你希望概括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更贴合实际的总体的图景的时候，你会需要很多非常微观的技术手段和细节研究。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你没有那样一个总体的表述，或者对总体表述没有追求，所以你会觉得那样一种讲法就够了，其实它并不微观。所以微观跟宏观我认为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可怕的是中观。我们现在泛滥的著作就是中观的著作。你说研究汉史，就一部《汉书》，或者再加上一部《史记》，这个解读法，当然就是中观，只能就字面的东西去读读他。所以我认为第一要还原当事人的感觉，第二要还原一幅总体的图画。
　　第三个要还原的就在史实这个层面。我觉得现在我们被某些所谓最高原则蒙蔽了，比如说大国崛起的就是一种最高的原则。某一些被我们封为是绝对重要的，可以颠覆一切其他原则的那种最高原则，蒙蔽了我们的良知。所以历史学研究要还原的就是良知，就是常识。我经常讲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不能违背良知和常识的，它只能超越良知。可能超越常识，但是它绝对不能违背常识。比如说为了国家利益，你能不能残酷地限制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把他们肉体消灭掉？一个历史上所谓崛起的时代，是不是就不能批评了？这里有一个良知的问题。
　　比如我们讲匈奴，第一次把匈奴逐出河套以南，然后有朔方、九原这些郡；第二次逐出整个河西地区，然后有河西四郡，一开始两郡，后来便成了酒泉、敦煌、张掖和武威四郡；第三次整个逐出漠南。这个是一个完全正义的事业吗？匈奴后来经过长城他们是要哭的。漠南是匈奴游牧人发展最有利的地区，为什么？因为游牧经济需要跟其他经济的交流，如果跑到了漠北，跟其他文化的交流就非常困难。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吗？汉代这样残酷无情地对待匈奴，要把匈奴人在整个漠北消灭掉。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吗？是不是因为这是保卫汉朝的利益，所以任何做法，甚至致人于死地都是可以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苛求汉武帝做什么，而是当我们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因为历史的教训，而使自己变得人道一点。所以我觉得恐怕不只是一个怎么教育大众的问题。如果做好了这三步，你还原到当事人的感觉，还原到总体的历史途径，还原到常识和良知。那么历史学没有什么大众历史和象牙塔历史的分别。朱先生写的《重读近代史》是什么书呢，仅仅是一个对大众的宣讲吗？我认为不是的。里面有很多很新的东西，所以这个界限在我看来不那么重要，中国的历史学界反思自己那么多年以来的糊涂，那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研讨会”上的记录稿整理)

历史研究主要有哪些内容和方法

《历史研究》内容精要：《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

（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

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

（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

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

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

（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

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

（4）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

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著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

进行历史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书本得来，正史、野史全要涉猎。而且不光是历史类的，风俗民情也不可忽略。这主要是为了让你进入化境的状态，因为80年代和现在就有很大不同，经历的人深有感触，而三四十年代又是另一个样子，那么以20年一个分层来划分的话，如果追溯到先秦，整个社会和今天几乎面目全非，无论思想、文字、历法、语言、习俗等等，没经历过总容易深刻，所以越多的涉猎当时的主做，只能说是越贴近当时的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止是多少年甚至是一辈子没有新发现问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钻进书本和那些生僻的文字打交道，这是一个没有喧闹的世界，需要沉下心去大量阅读。
第二个采风，由于美术学生一样，到事件的发生地探访遗迹。很多事情也许过去了，但是在发生过的地方也许会留下蛛丝马迹。
第三个就是聊天。雁过留声，天空没有留下什么，但是听到的人将这记下，通过口口相传，让我们这些没有捡到过雁的人一样可以了解。和人聊天在纷繁芜杂的信息中提炼到需要的东西，这犹如沙里淘金，最漫无目的、最耗时耗力、可能收效甚微，但是得到的可能是最珍贵的。
第四个思考，研究历史是需要想象力的。很多时候知识都掌握了，但是就差那关键的几个部件，想象力就填补了这些不足，有些可能只是猜测，要到若干年后有相应的文物出土，才能证实，有些也许永远不会被证实，但是只有有了想象力，才能把很多东西串联起来，也许历史其实就是那么发展的也说不定。

进行历史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是什么

今天我想讲的一个问题是，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清楚的分界，就是一种大众的史学和一种专门化史学，象牙塔里面的史学，中国象牙塔里的史学现在实际上很糟糕。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区分了所谓大众史学和象牙塔的史学。所以我不相信现在那些自己觉得很成功的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放下身段，就能够讲好故事。这不是一个放下身段的问题。所以我想讲这两者之间相通之处。过去我们笼统地讲还原历史，现在我们知道历史学家想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我们应该追求三个还原，这三个还原是可能的，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并不关注这一点，所以他们和大众希望知道的历史，差距越来越远，以至于这两种好像变成完全不一样东西。
　　这三个还原，第一个还原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所谓还原就是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可是就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版本，但是我们能还原这个保留在记载里面的。它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感受，但这是我们能还原的，因为有记录，或者我们能通过某种方法把记录里没有的感受，用特别的方法把它表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这本书有一些想法其实是很好的。我很佩服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他写《叫魂》的时候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历史学家没有提出过。那就是他想了解一个全盛时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的普通人，对全盛时代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全盛时代现在变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因为有那么几个全盛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很骄傲。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全盛时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是什么？是幸福吗？是比一般的时代更幸福一点吗？或者甚至于相反？我们没有人思考这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要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知，这样的历史学才有一个准头。这不是说当你要去给所谓大众讲故事的时候，你要这样，而是我们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没有，是不是能够叫做没有良心或者是没有良知。这是一个还原。
　　第二个还原，我觉得就是历史学自己的工作，它必须要还原到一个大的历史途径。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很多细部的研究，非常专门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我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观的，其实并不微观。中国历史学家现在有多少人懂考据？考据是什么？清代那个乾嘉汉学的那套学问是什么东西都不懂，你在做什么考据？当你希望概括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更贴合实际的总体的图景的时候，你会需要很多非常微观的技术手段和细节研究。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你没有那样一个总体的表述，或者对总体表述没有追求，所以你会觉得那样一种讲法就够了，其实它并不微观。所以微观跟宏观我认为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可怕的是中观。我们现在泛滥的著作就是中观的著作。你说研究汉史，就一部《汉书》，或者再加上一部《史记》，这个解读法，当然就是中观，只能就字面的东西去读读他。所以我认为第一要还原当事人的感觉，第二要还原一幅总体的图画。
　　第三个要还原的就在史实这个层面。我觉得现在我们被某些所谓最高原则蒙蔽了，比如说大国崛起的就是一种最高的原则。某一些被我们封为是绝对重要的，可以颠覆一切其他原则的那种最高原则，蒙蔽了我们的良知。所以历史学研究要还原的就是良知，就是常识。我经常讲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不能违背良知和常识的，它只能超越良知。可能超越常识，但是它绝对不能违背常识。比如说为了国家利益，你能不能残酷地限制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把他们肉体消灭掉？一个历史上所谓崛起的时代，是不是就不能批评了？这里有一个良知的问题。
　　比如我们讲匈奴，第一次把匈奴逐出河套以南，然后有朔方、九原这些郡；第二次逐出整个河西地区，然后有河西四郡，一开始两郡，后来便成了酒泉、敦煌、张掖和武威四郡；第三次整个逐出漠南。这个是一个完全正义的事业吗？匈奴后来经过长城他们是要哭的。漠南是匈奴游牧人发展最有利的地区，为什么？因为游牧经济需要跟其他经济的交流，如果跑到了漠北，跟其他文化的交流就非常困难。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吗？汉代这样残酷无情地对待匈奴，要把匈奴人在整个漠北消灭掉。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吗？是不是因为这是保卫汉朝的利益，所以任何做法，甚至致人于死地都是可以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苛求汉武帝做什么，而是当我们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因为历史的教训，而使自己变得人道一点。所以我觉得恐怕不只是一个怎么教育大众的问题。如果做好了这三步，你还原到当事人的感觉，还原到总体的历史途径，还原到常识和良知。那么历史学没有什么大众历史和象牙塔历史的分别。朱先生写的《重读近代史》是什么书呢，仅仅是一个对大众的宣讲吗？我认为不是的。里面有很多很新的东西，所以这个界限在我看来不那么重要，中国的历史学界反思自己那么多年以来的糊涂，那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研讨会”上的记录稿整理)

历史研究主要有哪些内容和方法

《历史研究》内容精要：《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

（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

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

（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

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

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

（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

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

（4）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

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著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

进行历史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书本得来，正史、野史全要涉猎。而且不光是历史类的，风俗民情也不可忽略。这主要是为了让你进入化境的状态，因为80年代和现在就有很大不同，经历的人深有感触，而三四十年代又是另一个样子，那么以20年一个分层来划分的话，如果追溯到先秦，整个社会和今天几乎面目全非，无论思想、文字、历法、语言、习俗等等，没经历过总容易深刻，所以越多的涉猎当时的主做，只能说是越贴近当时的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止是多少年甚至是一辈子没有新发现问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钻进书本和那些生僻的文字打交道，这是一个没有喧闹的世界，需要沉下心去大量阅读。
第二个采风，由于美术学生一样，到事件的发生地探访遗迹。很多事情也许过去了，但是在发生过的地方也许会留下蛛丝马迹。
第三个就是聊天。雁过留声，天空没有留下什么，但是听到的人将这记下，通过口口相传，让我们这些没有捡到过雁的人一样可以了解。和人聊天在纷繁芜杂的信息中提炼到需要的东西，这犹如沙里淘金，最漫无目的、最耗时耗力、可能收效甚微，但是得到的可能是最珍贵的。
第四个思考，研究历史是需要想象力的。很多时候知识都掌握了，但是就差那关键的几个部件，想象力就填补了这些不足，有些可能只是猜测，要到若干年后有相应的文物出土，才能证实，有些也许永远不会被证实，但是只有有了想象力，才能把很多东西串联起来，也许历史其实就是那么发展的也说不定。

进行历史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是什么

今天我想讲的一个问题是，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清楚的分界，就是一种大众的史学和一种专门化史学，象牙塔里面的史学，中国象牙塔里的史学现在实际上很糟糕。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区分了所谓大众史学和象牙塔的史学。所以我不相信现在那些自己觉得很成功的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放下身段，就能够讲好故事。这不是一个放下身段的问题。所以我想讲这两者之间相通之处。过去我们笼统地讲还原历史，现在我们知道历史学家想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我们应该追求三个还原，这三个还原是可能的，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并不关注这一点，所以他们和大众希望知道的历史，差距越来越远，以至于这两种好像变成完全不一样东西。
　　这三个还原，第一个还原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所谓还原就是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可是就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版本，但是我们能还原这个保留在记载里面的。它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感受，但这是我们能还原的，因为有记录，或者我们能通过某种方法把记录里没有的感受，用特别的方法把它表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这本书有一些想法其实是很好的。我很佩服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他写《叫魂》的时候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历史学家没有提出过。那就是他想了解一个全盛时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的普通人，对全盛时代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全盛时代现在变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因为有那么几个全盛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很骄傲。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全盛时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是什么？是幸福吗？是比一般的时代更幸福一点吗？或者甚至于相反？我们没有人思考这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要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知，这样的历史学才有一个准头。这不是说当你要去给所谓大众讲故事的时候，你要这样，而是我们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没有，是不是能够叫做没有良心或者是没有良知。这是一个还原。
　　第二个还原，我觉得就是历史学自己的工作，它必须要还原到一个大的历史途径。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很多细部的研究，非常专门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我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观的，其实并不微观。中国历史学家现在有多少人懂考据？考据是什么？清代那个乾嘉汉学的那套学问是什么东西都不懂，你在做什么考据？当你希望概括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更贴合实际的总体的图景的时候，你会需要很多非常微观的技术手段和细节研究。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你没有那样一个总体的表述，或者对总体表述没有追求，所以你会觉得那样一种讲法就够了，其实它并不微观。所以微观跟宏观我认为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可怕的是中观。我们现在泛滥的著作就是中观的著作。你说研究汉史，就一部《汉书》，或者再加上一部《史记》，这个解读法，当然就是中观，只能就字面的东西去读读他。所以我认为第一要还原当事人的感觉，第二要还原一幅总体的图画。
　　第三个要还原的就在史实这个层面。我觉得现在我们被某些所谓最高原则蒙蔽了，比如说大国崛起的就是一种最高的原则。某一些被我们封为是绝对重要的，可以颠覆一切其他原则的那种最高原则，蒙蔽了我们的良知。所以历史学研究要还原的就是良知，就是常识。我经常讲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不能违背良知和常识的，它只能超越良知。可能超越常识，但是它绝对不能违背常识。比如说为了国家利益，你能不能残酷地限制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把他们肉体消灭掉？一个历史上所谓崛起的时代，是不是就不能批评了？这里有一个良知的问题。
　　比如我们讲匈奴，第一次把匈奴逐出河套以南，然后有朔方、九原这些郡；第二次逐出整个河西地区，然后有河西四郡，一开始两郡，后来便成了酒泉、敦煌、张掖和武威四郡；第三次整个逐出漠南。这个是一个完全正义的事业吗？匈奴后来经过长城他们是要哭的。漠南是匈奴游牧人发展最有利的地区，为什么？因为游牧经济需要跟其他经济的交流，如果跑到了漠北，跟其他文化的交流就非常困难。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吗？汉代这样残酷无情地对待匈奴，要把匈奴人在整个漠北消灭掉。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吗？是不是因为这是保卫汉朝的利益，所以任何做法，甚至致人于死地都是可以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苛求汉武帝做什么，而是当我们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因为历史的教训，而使自己变得人道一点。所以我觉得恐怕不只是一个怎么教育大众的问题。如果做好了这三步，你还原到当事人的感觉，还原到总体的历史途径，还原到常识和良知。那么历史学没有什么大众历史和象牙塔历史的分别。朱先生写的《重读近代史》是什么书呢，仅仅是一个对大众的宣讲吗？我认为不是的。里面有很多很新的东西，所以这个界限在我看来不那么重要，中国的历史学界反思自己那么多年以来的糊涂，那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研讨会”上的记录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