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美国正在制造更大危机！是中国反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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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次级债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改善，这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
　　I. 次级债危机产生及影响
　　次级债问题是由美国低收入者的房贷所引发的。所谓的"低收入者"不仅指收入比较低，还包括有延期付款、有破产纪录等信用较低的债务者。本次危机起源于对上次危机的救赎，即2001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将利率降到1%左右水平，并同时放松对贷款的管制。过度的信贷以及信用风险互换等衍生工具的滥用，终致危机恶化。
　　产生次级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即"证券化"、"杠杆效应"和"政府监管不力"。次级债问题是由美国的次级借贷款所引发。如果金融机构只是进行贷款并一直将贷款记入资产负债表中，那么这只是作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而停留在银行系统的层面。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协会危机（S&L问题）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金融危机，都是由于所担保的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使得银行的贷款出现了坏账，最后演变成了银行的经营危机。但是现在包括次级债贷款在内的住房相关贷款的70%已经被证券化，这一状况和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证券化这条地下通道，贷款市场（间接融资市场）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形成了一体化。如果在贷款市场上发生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到证券市场。也就是说，证券市场上相关商品的价格下跌，就会使得贷款市场的问题凸显，这就是被称为21世纪新型的次级债的真相，是典型的货币市场风险通过资本市场的工具被无序放大的结果。
　　证券化的第一个问题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原来作为债权人的住房贷款者和证券化商品的投资者是不同的，所以投资者不了解贷款者的情况。为此，投资者只能依赖于专家们的客观评价。实施客观评价的就是评级机构。不过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证券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引发的道德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证券化的制造者尽可能多地组合贷款并转卖给第三方，利用杠杆效应来获取利润。随着市场的扩大，欲望开始膨胀并变得歪曲。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证券化的实施使得债务的交涉出现了困难而成为大问题。因为这不能够像银行持有这些贷款时一样，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对宽松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信用评级机构在此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反应迟缓的信用评级机构甚至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次次级债问题的发生，就是把上述情况多次证券化之后的结果。住房贷款被证券化之后成为了RMBS（住宅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RMBS中评级较低的部分再次证券化后成为CDO，然后把CDO分割后再证券化成CDO二次方，从CDO二次方到CDO三次方，市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规律而变成了欲望的机器。同时在这个框架中，同时还嵌入了杠杆机制。杠杆在金融领域经常用于从外部借贷之意，一旦与证券化相结合就会引发急速的信用膨胀。特别是对冲基金的介入，它们一般都会在买入RMBS和CDO的时候使用杠杆效应，有的甚至还出现了把原来的住房贷款扩大1000倍的情况。在这样高的杠杆效应中，当原有的贷款发生损失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难以估量了。
　　就监管来说，对于缺乏金融知识没有足够信息来源的人来说，政府当局没有进行适当的监管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所谓的猎杀贷款（Predatory leading）。这经常被用来批判那些在收取高额手续费的同时短期内反复转换的借贷、未经借款人同意在还款额中混入高额手续费和保险金、或者借给超过借款人偿还能力的贷款。美国对于猎杀贷款的争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是这次次级债问题的发生似乎让我们感觉到这些争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随着美国房地产不断萎缩，美联储加息压力增加，以往红极一时的次级抵押贷款日益陷入危机。2007年3月13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次级房贷市场出现危机。从图1美国全国建造住宅市场指数的走势可以看出，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现象加速恶化。
　　目前，次级债危机愈演愈烈。自贝尔斯登倒闭后，美国已有十几家金融机构相继宣布破产。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企业的破产，宣布次级债危机达到了一个高峰。美国政府已经宣布救市，7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美国房市和经济救助法案，通过注资1.4万亿美元对"两房"进行接管。而最近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的破产和美林银行被收购，则将次级债危机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此外，美国次级债抵押贷款危机在全球的"辐射效应"日益显现。受美国股市暴跌影响，欧洲和亚太地区股票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同时由于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中央银行纷纷向金融系统注入巨额资金，以缓解流动性问题并稳定信贷市场。
　　II.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是典型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债务存在高度的依赖性，次级债危机必将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而这会减少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于是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将因此而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正处于高储蓄的状态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美国对于中国而言，比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更为重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总量近百分之五十。当因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下降，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大批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处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的状态时，为中小企业提供能源、矿
　　产、钢材等上游产品的国有企业也难以避过产能过剩的困境，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上缴税收大幅度减少在最近几个月表现特别明显。而此前存货较多的国有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难的地步。此外，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在次级债的影响下，发达地区受到打击最大，在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下降的同时，欧洲以及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会相应下降，这对于中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美国的需求下降时，欧盟和日本的需求也跟随下降，欧盟与日本没有能成为美国份额下降的替代区域。因此，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其中，受次级债影响最严重的是欧洲。美国为解决本国低收入者住房问题而创造出的房地产次级债，最终最大的埋单者竟然是欧洲，可能是所有人都没有想象到的。在此次危机的冲击下，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走向贬值的道路。在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的情况下，这就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此外，尽管中国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中国经济在美国消费走软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事实上，中国出口增速从未与美国消费增长脱节。2001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对美国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从2001年的4%左右上升至目前的7.7%，显示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依然较大。因此，如美国实体经济受损，消费下降，对中国出口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美国私人消费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两年内累计下降5-6个百分点。欧美国家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国，其经济下滑导致的消费下降，从而减少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需求的减少，从而导致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也相应下降。
　　III. 对国内企业影响各异
　　总的来说，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由此对国内的一些企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所处的行业和环境不同，因此各企业所受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于出口受到抑制，所以对外贸型企业影响较大。而对以内销为主满足内部需求的企业来说，影响不大。
　　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企业产量的下降，更多的是随之而来的一些连锁反应。随着次级债危机的加重，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越来越大。
　　从珠三角地区看，企业普遍不大看好今年的美国市场。
　　随着美国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对美国出口增幅下滑趋势明显。据统计，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去年第三季度对美出口增幅已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第一季度，我对美出口同比增幅达20.4%，第二季度下降到15.6%，第三季度更是降至12.4%。
　　作为广东九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纺织服装行业自然难逃拖累。由于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与产品的销售速度都在下降。虽然次级债对实体经济影响较间接，但从客户反映来看，第三、四季度订单明显下降，美国人消费意愿下降，零售商下单自然就少。与此同时，生产纺织机械的国有企业也难以避免订单下滑的趋势。
　　而作为"煤电油运"上游产品提供者的国有企业，最近数年为了压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实施了政策性亏损的价格策略，在当下和未来出口下降的趋势下，其产品价格恢复到国际市场水平的希望比较渺茫。而这部分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国家补贴已经很难支撑他们继续实施政策性亏损。上游企业与中下游企业同时恶化，对宏观经济和国家财政税收的打击将是相当沉重的。
　　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出现，美元的走势疲软将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中国的出口企业在美元贬值的趋势下，出口产品的利润将被侵蚀，出口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有相当一部分利润率低、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出口主导企业有可能无法生存。
　　从内销型企业方面来讲，由于其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需求，从而较少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基于此，很多在国外市场受挫的外贸型企业也正在积极的开拓国内市场，进行艰难的转型。很多外贸型企业，由于多年来一直经营外贸生意，对国内市场很不了解，一方面经营思路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和足够的资金。长期和外商打交道，习惯了按规则做事，基本不存在呆账等问题的外贸企业，在面对更为复杂和水深的国内市场确实是手足无措。比如，宁波森语国际贸易公司就曾经尝试着在国内开了几家专卖店，也给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大采购商供货，但是运作一段时间，专卖店相继关闭，也结束了和家乐福、沃尔玛的合作。由于该外贸公司不懂营销，缺乏管理经验，专卖店很难做下去；而进入家乐福这样的渠道，不但账期很长，而且各种名目的进店费、促销费、节日费又压得他们根本喘不过气来。因此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开拓国内市场困难重重，但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选择。对于由国外市场转国内市场的企业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人才，指创建营销体系，构建营销队伍，因为市场是人做的，有人才能做好一切；二是产品，营销从产品做起，所以要开发出适合国内市场、拥有核心竞争力，能够与同行竞争的产品；三是品牌，品牌要有声誉，一为行业推广，二为消费者口碑。前者吸引渠道关注，刺激行业信心（启动前期更为重要），后者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以及奠定企业未来的发展。
　　外贸型企业能否成功转型，以避免次级债危机带来的影响，从而求得一个重新发展的平台，这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不过，总体来看，外贸不景气主要冲击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大，即便有也是间接的。
　　IV. 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影响
　　目前全球金融动荡的主线在发达国家。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开始的金融动荡从美国开始，蔓延到欧洲、日本，造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到目前为止，次级债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仍然有限。
　　2007年第三季报显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别持有数量不等的美国次级房贷债券。整体看，次级债投资在资产中的比重小于1%。其中，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持有数量小，次级债投资占权益比例为超过2%；中国银行持有数量相对较大，次级债投资占权益比例约为13%。
　　次级债投资额占三大银行的总资产比例、占权益的比例低，即便出现极端情况，即次级债投资损失率为100%，该损失额也不足以影响三大银行的正常经营，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同时，次级债资产净额与2007年前3季度的税前净利润之比表明，即便当次级债投资损失率达100%时，三大银行07年前三个季度税前净利润亦足以消化该损失且有富余。
　　最近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对国内银行直接影响有限。目前已经有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公告了与雷曼公司相关的投资与交易情况。除此以外，预计工行、建行等银行也会有一定的相关投资头寸。由于不知道具体的投资结构，而且雷曼公司刚进入破产保护程序，未来是清算还是重组也还是未知数，因此无法评估可能的损失比率。不过总的来说，次级债券将会蒙受较大的损失，而高级债券和担保债券很可能依然能够收回部分投资。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国内银行相关投资的总头寸还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即便完全损失也不会给公司的业绩带来太大的直接影响。
　　另外，国内银行海外投资头寸的风险需要引起警觉。次贷危机正在演化成一场前所未有的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风暴，由于国内银行的海外投资大部分都是美元资产，因此不可避免将受到较大冲击。从目前来看，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海外金融机构步入破产境地，国内银行的外币债券投资尤其是非政府债券依然面临较大的风险。尽管国内上市银行海外证券投资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并不高，但如果继续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量变的积累将有可能转化成质变。大量的投资损失以及减值准备计提不但会影响当年业绩，更会逐步侵蚀公司的资本金并影响资本充足率，这会给主营业务的开展以及资产规模的扩张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海外投资头寸的风险需要引起投资者足够的警觉。
　　次级债危机的爆发，某种程度上对国有金融机构是一种机会。中国外汇储备和金融机构在美国持有的债券总量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其中有一半左右属于美国联邦政府担保的"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当美国政府无力全额偿还债务时，可能会拿出一些美国金融机构的股权来抵债。这样，中国国有金融机构被动收购美国银行或投资银行的可能性变得很大。因此，购买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意外的收获。
　　而在当前更应该关注的是次级债危机带来的心理恐慌和负面预期。这种负面预期正在向金融产品体系和金融监管领域延展，并势必对全球金融体制和框架带来深远影响。尽管目前全球金融动荡对国内金融安全和稳定影响不大，但中国作为经济迅速增长、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拓展和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国内金融机构还不是很成熟，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监管，科学防范类似风险。比如减少期货、期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降低对国内经济的伤害。
　　VI. 次级债危机带来的思考
　　应该说，次级债危机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给我们带来的思考也是深刻的。在一些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长期依赖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受次级债影响非常之大。而中国争取要越过这个发展陷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掉入了这个陷阱。因此，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改善，这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在次级债面前，中国的企业该如何应对，以尽量减少损失，将是我们一直需要探讨的问题。当然，美国的经验也给了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一）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与崩塌
　　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导火线是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与崩塌，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隐忧。所以，中国政府要严防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此类情况。
　　在国内，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其实不然。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可能比美国次级债券风险还要高。因为，从住房按揭的对象来看，美国次级债券的次级贷款人信用还有等级之分（即"次级信用"），但对中国的按揭贷款者来说，估计其中很大部分人甚至连"次级信用"都没有。这是因为近几年来，凡是个人要申请住房按揭贷款，没有谁是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住房按揭贷款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信用等级可分的。这样，一部分信用欠佳的贷款人就必然会进入到房地产按揭贷款市场中。尽管目前国内不少个人的住房按揭贷款信用不好，但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上涨时，过高的房价会把这类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掩盖起来。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就必然会暴露出来。这些潜在风险一旦暴露出来，国内银行将面临类似美国次级债危机的风险。
　　（二）注重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
　　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由于房价的不断上涨而忽视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也就是贷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贷款公司和银行为了营销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包括所谓的"零首付""零文件"贷款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行为都是不审慎的。银行将这些贷款证券化，把风险从银行账本上转移到资本市场，风险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为后来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三）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借鉴
　　此次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另一成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市场失灵。美国次级住房抵押债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有关次级房贷的大量真实信息存于贷款公司和经纪公司，资产证券化以后，风险转移给了市场，但信息并没有很好地传递给投资者。投资者完全依靠评级公司来定价，而事实上评级公司的评级却出了很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慎重考虑如何开展资产证券化。近年来，银监会一直提倡，资产证券化必须基于银行的优质资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市场并不能对所有的风险进行准确的识别和定价。
　　（四）加强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
　　这次美国的次级债危机警示我们，在我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活动才刚刚起步，目前尚不具备建立内部信用风险模型的条件；由于缺乏信用风险预警和评估的有力工具，商业银行不能从源头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信用风险居高不下，严重困扰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所以，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而在此过渡期间，需要借鉴国外信用风险管理技术，选择最适当的信用风险识别理论模型并将其与我国信用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型。这将有效控制和化解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提高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是"走出去"一定要注意审慎经营，不能盲目地搞粗放型扩张。 （文|冯科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占豪:到底该不该鼓励生育,人口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组数据。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数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这一数据，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其中二胎的出生人数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胎人数占总新生人口数量的51.2%，比2016年增加了11%，超过了一胎人口出生数量。

上述数据，远远低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期，他们预计即使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新的二孩政策也能使2017年的出生人数突破2000万。然而，事与愿违，事实结果是新出生人口距离2000万有300多万的缺口。

看到这个数据，坦率说是让人感到吃惊和焦虑的，但也并不感到意外和奇怪。在占豪()看来，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调整晚了5年，占豪至少在2010年就不断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赶紧放开生育，然而我们到2015年才最终全面放开二孩。那么，这种低出生率的现实，就是我们现在和未来必然会承受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在未来政策上不做正确对冲，这种负面影响将会在一二十年后凸显，到那时我们的政策回旋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后果也就真正显现出来了。

上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出了两个残酷现实:

一、年龄越低，生育欲望越弱。

一孩出生数量竟然低于二孩，这说明85后至95前这一批新一代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批人要第一个孩子的愿望，甚至低于70后至85前要二孩的愿望，这是二孩出生数量高于一孩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这批二孩出生愿望家庭一旦获得满足，我国二孩生育讲下降。

如果70后到80后这批人的二孩的愿望得到满足后，到了90后、00后处在主要生育年龄段的时候，二孩数量将会大幅下降。

上述两个问题，意味着未来我们国家整体新生儿数量增长将呈现长期的下降趋势，未来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国家很可能会出现西方国家的人口零增长率，甚至人口会在二十年后大幅减少。

到了后城市化、后工业化时代，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最直接的结果有两个:经济危机和民生危机。这两个危机，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之大。

中国人口出生的高潮30年是1962年至1991年，新出生人口达6.85亿。如果按65岁彻底进入养老状态，我国加速老龄化应该从2027年开始，如果按年龄超过70岁进入这个时间段出生人口的快速死亡期，那么2032年开始我国的人口将进入快速减少周期。考虑到1962年至1991年这30年的年均新生儿超过2200万，也就是说如果到2032年以后，我国的新出生人口达不到这个数量，我国人口数量很可能会开始减少。如果按照人均80岁的寿命去计算，到2040年后我国人口几乎一定进入加速减少周期。

人口老龄化、人口减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产力的下降，意味着需求的减少。很多人说，以后都机械化、智能化了，生产力根本不会下降。错!因为未来随着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据需求发展的，人口老龄化、人口下降的结果就是需求减少，需求减少生产力必然减少，生产力减少国力必然减弱。

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为什么经济总是陷入停滞?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进入了老龄化阶段，需求减少了，国力增长就遇到瓶颈了。

问题严不严重?这是显而易见的!

很多人不明白人口与国家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不懂人口对我国现在和未来意味着什么。那么，占豪()在这里就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个简单科普。

生产力应该主要包括三要素:人口、科技和生产资料。其中，人口的劳动生产和需求的本源，是社会生产力的的最根本要素之一，也是排在第一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人，一切都免谈。另外两个要素是科技和生产资料。其中，科技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工具，它对生产力的影响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资料是指用于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等等，这些都是生产资料。

在这三要素中，人口是最根本的，因为人是需求的起点，也是劳动的起点，所以物质生产最终是起始于人终于人。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需求，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生产力。虽然，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会带来生产效率的大革命，但由于生产力起始于人的需求这个根本元素没变，所以生产力的基础依然是人，并不会因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带来根本性改变。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才可以认为，如果人口不能保持一定规模就没有需求的保证，没有需求的保证，未来就是满地都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也解决不了经济衰退问题。所以，这就是人口问题给中国经济未来带来的巨大而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这也是近几年我国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和我国在研究延迟退休政策的根本原因。2017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P在中国财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10年达到峰值，所以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

从这一数据也再次看出，占豪()至少在2010年就开始呼吁放开计划生育的时间判断是准确的，由此也说明我们2015年才全面放开二胎是政策晚了至少五年。事实上，占豪主张应全面放开生育，甚至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那么，可能会有人有疑问，为何我们人口红利消失了，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能保持增长并且是可持续增长呢?针对这一点，占豪()之前也分析过多次。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人口红利后还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并且还有二十年甚至更长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原因是我们还有五大动力源:

一、中国整体科技水平较低，人均生产率低，提升科技水平就可以继续大幅提升生产力。

过去些年，我国为啥科技水平低还能发展到现在的经济规模?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口多，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如果我们不是十多亿的人口，我们不可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说得不客气一点，若非西方没有经历过十多亿人口经济是怎么发展的，如果他们知道中国竟然发展得如此之快，他们一定不会让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快。

所以，我们今天的国运，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国家10亿以上的人口。而未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就是我国人均生产率提升的根本，我国人均生产率提升就是我国GDP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最终，还是因为我们人口多，才有机会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从而大幅提升人均生产率，并最终实现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还处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化进程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我国截至到2016年城镇化率57.35%，但城镇户口的人口却只有41.2%，中国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这20年，可以创造多少需求不言自明了，这个需求就是经济的增长动力和空间。而且，中国走得还是城市化群的路线，城市化群发展逻辑下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的传统经验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迸发预期会高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预期。

三、我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巨大提升空间，这会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不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迁移会带来大量需求，我国老百姓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本身还有很大空间，这个提升的过程会创造大量需求，这个需求就会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四、我国中西部基础设施还较为落后，有巨大发展空间。

相比东部，我国中西部的基础设施也是相对落后的，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经济必然向西发展，发展必然首先发展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五、农村资源融入市场带来的经济增长。

农村人口到城市会带来新增的服务业劳动力和需求，这相当于人口劳动力和需求力的挖掘潜力;农村的土地、宅基地都融入到经济循环中，相当于投入大生产的生产资料大幅增加，所以农村资源融入市场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源。

这五大动力，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增长还是有可持续力的，也正是这可持续力，使得我们虽然人口红利消失了，我们由于还有这五大动力支撑，宏观经济才没有陷入衰退。在占豪()看来，如果没有这些，我国根本迈不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消失对外向型经济的打击就能压死我们，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回旋空间。

然而，这五大动力源，也不能掩盖我们在人口上出现的危机。因为，我国老龄化时代的加速到来，必然会拖经济增长的后腿。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不采取政策对冲，拖着的后腿会越来越重，而上述五大动力源的动力会被消耗，20年后这5大动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的人口危机也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将会逐渐陷入困难。

基于上述逻辑，占豪自2010年多次呼吁，我国应将计划生育改为“全国人口战略管理”，并专门在大学开辟人口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学科，建立测算模型，用超级计算机从数据上去测算我国人口增长、结构与我国经济之间关系，并且测算人口、科技和生产资料需要保证多少才能保持经济增长。这个学科，会为我国未来宏观政策提供很重要的指导，能够对宏观经济的目标、任务进行科学量化。然而，事实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在这块的认识是欠缺的，甚至在我国人口政策改变前还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改变计划生育政策，这些都是错误的。当年小平说计划生育政策30年不变，从1980年到2010年正好也30年了。

在占豪看来，考虑到我国人口减少将会在2030年后不断加速，现阶段我们有必要更加放开人口政策，并且要根据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对结婚和生育进行鼓励，促进我国人口的增长，以对冲2030年后我国人口快速减少的趋势。

这种政策，如果现在不做，未来我们一定会后悔!因为，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现实告诉我们，后城市化、后工业化时代的人，出生率会非常低，由于生活压力、生活品质的需求，年轻人生孩子的愿望会非常低，到时候你就是大力鼓励也没人愿意多生。以日本为例，日本只是在1952年至1974年实施了22年的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并从1990年代初开始鼓励生育，但日本至今仍未摆脱人口衰退的泥潭，而人口的衰退一直抑制着日本经济的增长。

而且，如果现在我们不进行政策对冲，到了2030年后适龄生育的人口基数都不够，就是再鼓励效果也不会好。直白说，就是如果现在不去改政策对冲一二十年后的我国人口危机，时机过了，一二十年后我们将很难应对经济增长陷入瓶颈的压力，或者说经济问题到了2030年后会越来越严重，2040年后甚至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2030年后宏观经济的增长压力，为了避免2040年后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我们需要在现阶段进行政策对冲，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