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落马近半年后合肥原副市长姚凯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11月10日安徽纪检监察通报了前述消息指其一路贪腐近于全面破纪。官方通报指姚凯初,合肥市乡村振兴投资有限责任副总经理赵婷婷莅临合肥论坛参观勇攀新高追求卓越2022合肥论坛月度交流会圆满成功合肥论坛董事长汪海增补为十三届全国青联常委合肥文旅博览集团党委副,人社打包一件事政策精准推送合肥市产业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政策直达专区惠民利。
上海市原公安局长被双开
因为他违反了收受贿赂等很多贪污腐败的行为被双开的。
根据调查，龚道安丧失政治原则，不具备“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在党内搞团团伙伙，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恶劣的政治影响；长期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使用公车；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私利；长期从事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违规将有关费用报销到下属单位或私营企业，大肆收受好处费，大肆为他人谋取私利，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领域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贿赂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本人在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即在职务上主管、负责或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以及这些职权形成的便利。任何单位和个人索取他人财物，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都构成受贿罪。要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但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并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接受各种形式的回扣、手续费，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受贿罪。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给予的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金融业务活动中，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非法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他人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等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情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吗
A 贪腐都是人情惹的祸？
人情到底怎么啦 人情和腐败有必然关系吗?
一、贪官的托词
湖南省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审庭审时朱少中曾辩称：“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收的钱很多是他们以‘人情’的名义送的。”一些腐败官员落马后还会经常拿“人情”说事，似乎他们的贪腐都是人情惹的祸。
区别通常意义上的人情往来和行贿受贿，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数额上明显超过一般人情往来的金额;二是送卡人与收卡人有业务往来，送卡人有明显的请托事项;三是收卡人只收受，不回赠，不具备人情往来互惠平衡的特征。
普通人的人情往来，大约也就是‘毛毛雨’，谁会动辄送几千、几万的？ 试想，如果掌权者退休了，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过节时跟他‘人情往来？
贪官用权力做人情交换，所谓‘人情往来’那不过是贪官们的托词幌子罢了！
二、人情变质成腐败
一个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套近乎，交朋友，也不是不可以。但通过人情去获得各种利益，把人情当作一种潜规则，这其实是一种伪人情。涉及到行贿受贿，就是法律问题。
表面上看有些地区是送礼成风，是一种“民俗”，实际上这是被当地的腐败官员“逼”出来的，一般老百姓不得已而为之。
本人在办案中经常遇到工程承建商的证词：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们签字认可，送些好处费，在工程建设和之后的付款过程中就不会为难我了。
三、人情无错
中国现实社会中有一种现象，比如有个当官的亲戚，如果洁身自好，离他远的人，大概都说他好！但离他近的人，不能打着他的旗号 “揽事觅食”了，大概会说他自私只管自己不顾念亲人。
正是中国社会千古难解的人情题。道理的是非曲直自然是一目了然;但放到现实层面，人情环境下人的行为处事往往并不那么能够一清二楚。这位官员正气凛然坚持原则值得尊敬，但现实中的人情关，很多人却都过不去。如他亲戚们说的“现在都这样”，就道出现实的另一种答案。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单靠官员个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操守去抵御的成效有多大?因此有人提出，人情害人，要改变中国人情社会的传统。
姑且不说改革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几十年，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可能要几百年。作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处世内在逻辑，人情观念该不该改?难道都是人情的错吗?
人情是中国的千古智慧，中国绵延两千年成为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人情对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不可忽视。朝代可以更替，人情始终未变，社会由此存续。血脉相连，人情温暖，这是一个让中华民族骄傲的传统。不要忘了，当年我们对资本主义冷冰冰人际关系的批判;而现在提倡学雷锋，也包含着对社会中人情温暖的向往。因此，对于人情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在公不在私，在追求法治的道路上如何摆脱人治的羁绊。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运行在两条轨道上，一是法律，一是人情。这两条轨道不是平行而是时有相交，如古话说的“法不外乎人情”和古法中“亲亲相隐不为罪”。儒家提倡“应天理顺人情”，民间则有“人情大于天”的说法。人情上达庙堂，下通乡野，既是基于人性的自然天性，又因义利的统一而被经世致用。因此，古代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古代的人治，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情之治”。
于是从古至今我们看到，有人情，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商量;有商量，就有变通;有变通，法律制度就打折扣。然后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就有利益交换;固定了的利益就成了同盟圈子;圈子中讲情面不讲法;推而广之，整个社会就讲人情而不讲法。
现代法制国家也讲人脉关系、讲人事渊源，美国政坛有骷髅会、日本有世家政治，西方国家都有政治利益集团，也都有利益交换。过去美国总统把大使职位“酬谢”给竞选中的捐款富豪，虽被人诟病，但并不能说因此美国就是人情政治。因为运行规则是透明的，授权程序是公开合法的。由此可以得出，妨碍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是人情，而在于整个社会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在于权力的暗箱操作，以及缺乏真正的监督。
如前所述那个例子，就算是亲戚去“觅食”，只要程序完整过程公开，钱可以挣得心安理得，官员本人也可以光明磊落无须避嫌。一切都在阳光下，既能防腐，也能清毒。当然要达到这一步，就不只单一领域单一事项的片面公开和断层公开，而是建立包括权力运行的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官员个人信息公开在内的一整套公开体系。
政府能够真正被人民监督，决策经公开讨论而出，权力的行使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结果能够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葆有人情美好的同时，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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